时间：2018-04-21 点击： 次 投稿：333444 - 小 + 大
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西方的反对党，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议政党。做一名有水平的参政议政者，并不容易。提出有价值的建议，需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思考，拿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应该深入学习五一口号，做一名合格的参政议政党党员。发布“五一号”是惯例最早提到“五一口号”的，是廖承志的一封“催问”电报。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当时新华社社长是廖承志，他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按照惯例，党中央每年都要在此时提出“五一口号”。于是，他拍了一封电报至西柏坡，请示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政策决定通过“五一口号”来向全国发布？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1948年春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同中共携手奋斗的坚定立场上来，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陈嘉庚和沈钧儒的主张，无疑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心声，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 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图为常务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三、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毛泽东亲笔作重大修改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图为常务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三、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由胡乔木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其中第五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一条格外引人注目。 1938年，毛泽东为延安《解放周刊》题写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把“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士纷纷集会，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但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就公然撕毁协议，出动了30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等为“非法团体”，强令其解散。民主党派期望国民党实行民主的幻想彻底破灭。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坚持实行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倒行逆施形成鲜明对照，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彻底转向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1月1日，国民党民主派内部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赞成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通知即将在城南庄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4月27日，毛泽东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又对有关问题作了详细说明。信中说，这个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来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现在，革命胜利指日可待，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还需要统一战线，我们还要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这必须使中共党内同志有清楚认识，并且还要使民主人士完全清楚！ 毛泽东亲笔将“五一口号”初稿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第五条的修改，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除了第五条，毛泽东还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毛泽东将修改好的“五一口号”首先征询了在城南庄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之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征求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五一口号”的发布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文章上方还端端正正地印着毛泽东侧身头像。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当天，关起门来召开的南京伪国大闭幕，长衫马褂总统（蒋介石）和军装副总统（李宗仁）在众叛亲离的衰败气氛中，形象滑稽地“宣誓”就职。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这天，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五一口号”第五条作了进一步补充说明。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五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这封信函，完整表达了中共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五一口号”得到积极响应 “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 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称“五一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几人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告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发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妇女界代表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继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农工党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决议》中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总部在北平的九三学社，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不便发表公开声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总之，“五一口号”发布后，短时间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以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方式，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 “五一口号”成为重要历史界标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月2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沈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五一口号”发布之后，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相互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五一口号”的热烈响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经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的根本性、历史性转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界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复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他们迅速就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共同研讨。从8月开始至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上海、香港党组织周密安排，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最后到达和平解放的北平古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工作。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 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 |